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
龙西乡荧光村跑,悦动山水间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(yángyīfán)
一公里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渡轮缓缓启程(qǐchéng)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(shùnzhe)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(gāolóu)。
近日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(wēnzhōu)安澜航线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(jiāng)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(wèishí)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不争(bùzhēng)的事实。这则公告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(néng)以(yǐ)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(dùkǒu)故事?
“电瓶车(diànpíngchē)大军”成主力乘客
清晨7时许,从永嘉开往温州市区(shìqū)的(de)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。
永嘉瓯北至温州(wēnzhōu)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上挤满了上班族和(hé)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正传(zhèngzhuàn)便是其中一员。家住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(jùlí)两边(liǎngbiān)的码头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(dù)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的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(xīnmǎi)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(nàzhǒng)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(hé)(hé)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(méiqù)成(chéng),乌龙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(luòrì)斜斜地铺在江面,开阔的水面(shuǐmiàn)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(yīsǎoérkōng)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(gàosù)记者,安澜码头(mǎtóu)曾是浙南地区最大(zuìdà)的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(réncì)的“轮渡(lúndù)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乘客。
轮渡上的(de)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供图
正午时分的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(shūcài)。老钟从永嘉到(dào)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(kuàiqián)。
在老钟的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更像(xiàng)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(chuánshàng)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(lǎoshīfù)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(yào)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(xuānxiāo)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(zhōng),记者(jìzhě)发现许多外卖小哥(xiǎogē)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要绕路(ràolù)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(zhǐzhe)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(fēnbù)着众多餐饮店,将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(shēnghuó)的新方式。
一部浮在水上的城市(chéngshì)史
瓯水弄潮,水网(shuǐwǎng)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(chúxíng)。
“借问(jièwèn)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遗址,则实证了宋元(sòngyuán)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(shānggǎng)”,北通(běitōng)大运河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(fāxiàn)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(huólì)。
宋元时代的瓯江(ōujiāng)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(yǔ)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(gǎnwéirénxiān)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(de)人而言,江河却(què)意味着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(ōujiāng)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去哪个(něigè)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(de)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船票(chuánpiào)。”在温州老城区(lǎochéngqū)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介绍道。这张绘制(huìzhì)于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设立(shèlì)英国领事馆的信息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扑面而来。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情况(qíngkuàng)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,其主编的四本(sìběn)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(bùkě)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(yǐqián)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(jiāoliú)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准备(zhǔnbèi)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南去瑞安、平阳、文成和泰顺,也要在飞(fēi)云江畔排队(páiduì)(páiduì)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(cóng)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(wēnzhōuhuà)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(yītiáo)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温州人(wēnzhōurén)对交通不便的无助喟叹。在瓯江(ōujiāng)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25日(rì)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,结束(jiéshù)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上唯一(wéiyī)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(lùxù)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(gòngyǒu)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温州的瓯越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(zhōngguó)
对于渡轮客流的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(nián)瓯北安澜(ānlán)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(gōngzuò)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(mǎtóu)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(wángzhèn),目睹过每一个乘客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(nián)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十点(shídiǎn)。
1998年(nián)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(shēngyá)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(yuè)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和瓯北的东瓯大桥(dàqiáo)建成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的(de)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(yīxiàzi)空了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(měizuò)大桥开通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,但安澜码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(le)。如今,他(tā)和几位(jǐwèi)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是交通的(de)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(wúshù)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何去何从?
渡口是最(zuì)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(wēnzhōushì)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沿海(yánhǎi)共有(gòngyǒu)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(míng)在岗职工,但退休(tuìxiū)人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(de)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转型(zhuǎnxíng)尝试已有不少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(yóu)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(mǎtóu)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”产业(chǎnyè)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(yǒngjiā)轮船公司也(yě)酝酿着自己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一边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资源开发有码头(mǎtóu)特色(tèsè)的文创园。”马永驰介绍。公司所在(suǒzài)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(hòuchuánshì)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(jiàzhí)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(zhèngzài)上升(shàngshēng)。“接下来,我们准备以码头为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(qiàtán)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(wú)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(liándòng)江心屿、古港遗址(yízhǐ)等资源(zīyuán)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向(xiàng)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。
1921年的(de)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(dàn)数千年的(de)桨声帆影未曾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(fānkāi)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(géjiāng)呼应的江心屿双塔(shuāngtǎ)作为世界级(shìjièjí)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(qǐ)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潮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(yángyīfán)
一公里宽的江面上,一艘双层渡轮缓缓启程(qǐchéng)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(shùnzhe)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是温州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(gāolóu)。
近日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(wēnzhōu)安澜航线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(jiāng)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(wèishí)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不争(bùzhēng)的事实。这则公告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(néng)以(yǐ)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(dùkǒu)故事?
“电瓶车(diànpíngchē)大军”成主力乘客
清晨7时许,从永嘉开往温州市区(shìqū)的(de)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。

永嘉瓯北至温州(wēnzhōu)安澜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上挤满了上班族和(hé)“电瓶车大军”,28岁的陈正传(zhèngzhuàn)便是其中一员。家住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(jùlí)两边(liǎngbiān)的码头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渡(dù)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的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新买(xīnmǎi)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(nàzhǒng)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(hé)(hé)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坐反了公交车,“公园没去(méiqù)成(chéng),乌龙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(luòrì)斜斜地铺在江面,开阔的水面(shuǐmiàn)映着满目金黄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”一扫而空(yīsǎoérkōng)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(gàosù)记者,安澜码头(mǎtóu)曾是浙南地区最大(zuìdà)的码头,1993年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(réncì)的“轮渡(lúndù)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乘客。

轮渡上的(de)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供图
正午时分的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是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(shūcài)。老钟从永嘉到(dào)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(kuàiqián)。
在老钟的记忆里,曾经的轮渡更像(xiàng)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(chuánshàng)除了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(lǎoshīfù)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(yào)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(xuānxiāo)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(zhōng),记者(jìzhě)发现许多外卖小哥(xiǎogē)的身影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要绕路(ràolù)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(zhǐzhe)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早餐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客户送过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(fēnbù)着众多餐饮店,将坐船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(shēnghuó)的新方式。
一部浮在水上的城市(chéngshì)史
瓯水弄潮,水网(shuǐwǎng)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(chúxíng)。
“借问(jièwèn)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诗意的注脚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遗址,则实证了宋元(sòngyuán)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存在的“千年商港(shānggǎng)”,北通(běitōng)大运河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(fāxiàn)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(huólì)。
宋元时代的瓯江(ōujiāng)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(yǔ)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(gǎnwéirénxiān)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的(de)人而言,江河却(què)意味着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有瓯江(ōujiāng)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去哪个(něigè)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(de)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船票(chuánpiào)。”在温州老城区(lǎochéngqū)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地图介绍道。这张绘制(huìzhì)于18世纪末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设立(shèlì)英国领事馆的信息。细看100多年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扑面而来。

黄瑞庚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情况(qíngkuàng)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在文化系统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,其主编的四本(sìběn)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变迁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(bùkě)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(yǐqián)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(jiāoliú)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要做好舟车劳顿的准备(zhǔnbèi)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瓯江,向南去瑞安、平阳、文成和泰顺,也要在飞(fēi)云江畔排队(páiduì)(páiduì)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说,飞机从(cóng)东半球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(wēnzhōuhuà)里与“水”发音相近)路一条(yītiáo)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温州人(wēnzhōurén)对交通不便的无助喟叹。在瓯江(ōujiāng)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25日(rì)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,结束(jiéshù)了两岸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上唯一(wéiyī)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(lùxù)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(gòngyǒu)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
温州的瓯越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(zhōngguó)
对于渡轮客流的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(nián)瓯北安澜(ānlán)航线开通时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(gōngzuò)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到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(mǎtóu)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(wángzhèn),目睹过每一个乘客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(nián)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到了晚上十点(shídiǎn)。
1998年(nián)考取船员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(shēngyá)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(yuè)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和瓯北的东瓯大桥(dàqiáo)建成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的(de)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(yīxiàzi)空了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(měizuò)大桥开通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运输日趋没落,但安澜码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(le)。如今,他(tā)和几位(jǐwèi)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不仅是交通的(de)节点,更是承载着无数(wúshù)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何去何从?
渡口是最(zuì)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市(wēnzhōushì)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沿海(yánhǎi)共有(gòngyǒu)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(míng)在岗职工,但退休(tuìxiū)人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平均年龄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(de)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转型(zhuǎnxíng)尝试已有不少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(yóu)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(mǎtóu)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礼物”产业(chǎnyè)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(yǒngjiā)轮船公司也(yě)酝酿着自己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一边提升基础设施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资源开发有码头(mǎtóu)特色(tèsè)的文创园。”马永驰介绍。公司所在(suǒzài)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(hòuchuánshì)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(jiàzhí)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(zhèngzài)上升(shàngshēng)。“接下来,我们准备以码头为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(qiàtán)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(wú)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(liándòng)江心屿、古港遗址(yízhǐ)等资源(zīyuán)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向(xiàng)综合文旅开发的转型。

1921年的(de)温州招商局朔门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(dàn)数千年的(de)桨声帆影未曾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(fānkāi)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方式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不息,瓯江畔的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温州“千年商港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(géjiāng)呼应的江心屿双塔(shuāngtǎ)作为世界级(shìjièjí)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(qǐ)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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